1987年4月7日，我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。在这一天里，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转折，从一个我熟悉的环境，抵达一个我陌生地域，迎接我的除了宽大少有人影而显得荒芜的街道，再就是一场大雪了。

       那一年，那一天的雪，在整个马路和街道上堆积着，嫩白的雪不断融化，形成一条条小溪流，有的在戈壁上下渗，有的则在柏油路上如泣如诉，全是悲伤的情绪，使我对这个城市的冷漠有了深刻的领教。

       这个城市就是嘉峪关，翻开1987年4月7日的气象记录，那一天的雪肯定是多年不遇的。

       一直在敦煌老家窝着，从1986年秋天开始，我就离开了敦煌的新墩学校，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先是去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县委报道组报道，后来又莫名其妙地逃跑，把焐在怀里焐得发烫的人事档案拿到酒泉，先去找同乡和朋友秦川，秦川又带我去拜访酒泉名流武励兴，酒泉教育学院的一个职工宿舍里，武励兴仔细地看了我的人事档案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：有了这个东西，你可以上国务院。一句话，说得在场的人豪情万丈，大家还喝了酒，旅途的疲劳和失业找工作的忧愁，全部烟消云散了。

     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到处都缺人才，要人的单位很多，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却很少，调动工作就难上加难了，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，我拿着一整套的人事档案，那就等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一边在武励兴的宿舍里读书学习，一边找工作，找一处，碰壁一处，都说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了好长时间，也都没音讯。好在与武励兴同寝室的老师黄俊白去兰州看病，我就住在他的铺上，读他满床的书，那些书都是平时书店中买不到的，都是一等一的好书。

       不知不觉，已经在酒泉住了快三个多月，期间也去过白银、金昌、新疆的哈密、青海的冷湖油田，在这些地方，我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工作，但在酒泉住久了，有这么一帮好朋友，就不想再去别的地方。

       就在我万分沮丧的时候，酒泉地区文联主席赵叔铭老师给他的学生打了电话，赵老师曾经在酒泉中学从教，有许多学生都是酒泉地区的中层领导，他的学生答应得很爽快，说让我到敦煌县文化局或者县委办工作，相比外地的单位，这已经不错了。

       有了这样一个结果，我与酒泉的各路朋友把酒离别，武励兴说此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，还是抽时间去一趟嘉峪关，看了嘉峪关，也就不枉来过酒泉了。

       武励兴兄陪我走进嘉峪关巍峨的建筑，在宽敞的城台上，我们两个谁也没有多说话，嘉峪关的疾风吹打着我们的衣领，噼噼啪啪的，有一些悲壮的感觉。

       返回的时候，武励兴兄的同学柴凤有早已备好了午餐，饭桌上，武励兴和同学畅谈天下大事，又从天下大事说到我，柴凤有说，干脆来酒钢吧，酒钢教育上缺人缺的厉害。我答应柴凤有试试，不过我不想教书，想干点文字方面的事情。柴凤有也是个急性子，当堂就带我去见了酒钢日报的总编沈忠银，沈主编很客气，但报社的人员已满，无法再接纳新的成员了。我们只好叹息一声，回到当时的教培中心，参加下午的招考。招考的程序很简单，就是讲一届课，我是中专毕业，只能进入小学任教，因而，也就只能讲小学的课程了。记得我的考题讲解《多收了三五斗》，也许是这篇课文应和了我当时的心情，我用心用情的讲述和独特的直奔主题教法，赢得了酒钢四小校长罗玉虎的认可，一堂课之后，他就锁定了我，要求我快速到学校上课。想来想去，嘉峪关距离酒泉更近一些，就到嘉峪关吧，一个决定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在内心里画圈了。